纪念赵喜进先生

2019-12-11 16:35:24

纪念赵喜进先生

徐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赵喜进先生于2012年7月21日仙逝,享年77岁。两年来一直想撰文纪念先生,但忙于各种事务,直到今天才得以动笔。

        我第一次见到赵喜进先生是1991年深秋的一天,当时他还在古脊椎所院落当中的一处平房办公。记得他办公室中间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有些凌乱,摆放着各种东西,有书籍,有稿纸,还有化石。第一印象是赵喜进先生非常随和,笑眯眯地告诉我,在古脊椎所研究恐龙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有一个比其他同事更大的办公室。

        第二次见面已是1992年春天了,和先生商量上研究生事宜。如果按正式名分算,我是赵喜进先生的第一个弟子,其实也是唯一的学生,因此,他对我的面试非常关心,生怕我在面试过程中出现问题。现在想来,面试表现并不好,但可能因为我是北大免试推荐来的,所以还是顺利地进入了古脊椎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刚进所里的第一年,我在旧楼四层的一个办公室学习,见先生的机会少,赵喜进先生没有给我布置阅读书目,也没有安排其他杂事,让我完全自我管理,因此享受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学习生活。第二年研究所新办公楼启用,我搬进了他在新楼五层的一个大办公室,开始和先生每日相伴,也慢慢深入了解先生。

        赵喜进先生每日到办公室后,会打水扫地。我有时主动去替他做这些事情,总是被他拒绝,可能因为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也因为他喜欢在打水时和其他人闲聊几句。每天他会花时间阅读报纸,看到有趣的事情时,会主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边,评论几句。

        在生活上,先生非常关心我,有许多例证。我结婚后,赵先生看到我“家徒四壁”,就把他家的一个小冰箱送来,让我居住的宿舍有了家的摸样;有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家,赵先生还特意邀请我去他家过年三十。其中有一件事至今依然印在我脑海中。一天,有个长途电话找我,对方希望能够尽快找到我,于是赵先生就下了新楼五层,爬上旧楼四层,去宿舍找我,却发现我去了研究所东侧的澡堂,就又去了澡堂告诉我电话的事情。作为一个学生,看到老师能够如此尽心一件小事,我非常感动,至今不能忘记。

        除了安排我学习修理化石,赵先生在硕士学习的其他方面完全放手,这可能和他从来没有正式带过研究生有关,以至于在我距离毕业不到一年的时候,还没有选定论文方向。好在研究室里有热心的老先生,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知道,当时李锦玲先生担心赵先生的慢条斯理会耽误我毕业,特意找了董枝明先生,请他给我了一件采自甘肃马鬃山地区下白垩统的鹦鹉嘴龙化石,作为硕士论文的材料。赵先生对这一安排很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也和鹦鹉嘴龙化石有关,他喜欢这一方向。

        现在想想,先生这种“放羊式”的育人方式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好作用,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时间,安排学习内容,以及开展研究项目。对我来说,先生办公室的几个大架子就是宝库,我每天在架子上查找文献,翻看化石,找到觉得研究价值大的化石,就请示他能否开展研究工作。先生非常开通,完全放手,于是在刚开始研究生涯的时候,我就有机会研究几件非常重要的标本,包括当时最早的角龙类和镰刀龙类化石,这些化石的研究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锻炼,期间我甚至学习了素描,并用之于最终发表的论文当中。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工作导致了几篇发表于国际学术刊物上的论文,这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巨大鼓励,也激发了我对古生物学的极大兴趣。

        赵喜进先生是山东省莒县人,虽然1955年9月至1960年8月期间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但他一直保留着山东人的生活习惯。上班期间,他每天中午带饭,其中必备两段葱白。吃完午饭后,先生会去刷牙。这让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有时甚至会忘记早晚刷牙。其实,先生在衣着和卫生习惯方面非常注意。每天上班衣冠楚楚,绝没有任何邋遢现象,除了先生个人习惯外,这和我师母舒群芳的细致照顾也有关;野外工作期间,如果条件允许,先生会每天洗袜子,这是我们多数年轻人做不到的。

        不过,当时我和先生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喜欢喝酒。记得1994年第一次去河南出差,中午刚到南阳,就受到当地官员的盛情款待,一顿大酒是免不了的。先生喜酒,但也无法抵挡接待者的轮番敬酒。我当时年轻体壮,还能喝酒,于是上前为先生挡驾,算是帮先生解围。赵先生后来念念不忘此事,说我不仅能写文章,还能喝酒,是个好学生。不过,先生喝酒习惯后来发展为有些轻微程度的酗酒,乃至于在他晚年身体状况不佳之时,依然不能控制酒量,常过度饮酒。这可能是他后来身体日渐衰弱,多次出现脑梗的原因之一。

        赵喜进先生一生最喜出野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登上青藏高原,发掘恐龙和伴生的各类脊椎动物化石。在我的记忆中,他不会放过任何野外机会,在年过七旬的时候,还和我们一起进入准噶尔盆地。野外条件非常艰苦,我们有时住在条件极差的车马店,更多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戈壁时有沙尘,更有干燥和高温。一个七旬老人应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但他依然痴迷野外,上山下沟,亲自找寻化石。

        他对野外热爱的最好例证是2006年6月去西藏昌都地区寻找恐龙化石。当时他刚刚做完手术,在心血管4处搭桥,这对任何一个老人来说,都是不宜远足的时期,何况是去青藏高原。他依然决定前去西藏找寻恐龙化石,为此我专门数次去他家,劝说他放弃这一计划,但还是无法阻止,可见野外工作在他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作为一个老地质工作者,赵先生非常熟悉中国中生代陆相地层,尤其是新疆中生代陆相地层,他曾谦虚地自称为新疆地质的“二号地头蛇”,以示对新疆地质界元老彭希铃的尊重。像许多老先生一样,他养成了良好的野外习惯,至今保留的野外笔记本还有上百册之多,内容非常翔实,是先生这代人组织的野外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记录。相比之下,我非常惭愧,既没有继承先生的这一良好习惯,也没能让自己的学生养成这一习惯,以至于这些年的野外工作只见化石,少见其他资料。

        野外出多了,自然就有许多故事。记得一年在河南内乡出差,住在一个旅馆。当时旅馆按床位付费,我们知道赵先生呼噜声大,都不愿和他搭伴。由于旅馆房间已满,他只好和一个陌生人同住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赵先生告诉我们,那个同住的陌生人半夜不见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后来旅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同屋的人实在无法忍受赵先生的呼噜声,选择半夜退房离开。

        不过,呼噜声也帮助加深了赵先生和我的感情。2000年夏天,赵先生带着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James Clark博士以及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Cathy Forster博士去准噶尔盆地做野外调查。我们住在距离化石点不远的一个车马店。旅馆房间隔音很差,住在隔壁的司机师傅睡眠轻,晚上居然会被赵喜进先生的呼噜声打醒,但我和先生住同一个房间,居然还能安然入睡,赵老师也因此说我和他有师生之缘。

        赵喜进先生带给我的不仅是呼噜声,更是准噶尔十年野外采集的化石。十数年来,我们在准噶尔盆地采集化石的总重量有数十吨,标本上千件。已发表包括三列齿兽、哺乳动物、龟鳖类、鳄形动物、翼龙类、鸟臀类以及兽脚类恐龙新种12个,还有至少9个不同脊椎动物门类的新种有待报道。历数这些年的发现,足以让任何一个中生代陆生脊椎动物研究者垂涎三尺:精美保存的有牙齿的龟鳖类化石、侏罗纪时期保存最好的蜥蜴骨架化石之一、代表鳄形动物演化过程中一个过渡环节的准噶尔鳄化石、最早的翼手龙类化石之一、最早的角龙类和阿尔瓦雷兹龙类化石、侏罗纪最好的暴龙化石以及侏罗纪时期最好的三维保存的哺乳动物化石骨架之一。毫无疑问,石树沟动物群将为我们了解陆生脊椎动物演化的一段关键时期提供极其重要的信息,时间将证明这一动物群的重要性。

        准噶尔项目最大贡献者是赵喜进先生,没有他把我们带到一个个化石点上,没有他的精神鼓励,我们是不可能有如此众多发现的。先生拖着略显臃肿的身体,低身慢慢钻进小帐篷的情节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赵喜进先生在晚年回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山东诸城。他在1980年代末期在诸城龙骨涧组织了较大规模的野外发掘,采集了许多鸭嘴龙类化石,并帮助当地建设了山东诸城恐龙博物馆。2008年,应当地主管化石工作的王克柏邀请,他再次回到诸城,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发掘活动,后来先生也让我参与了诸城的工作。现在,诸城的恐龙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包括填补亚洲空白的中国角龙的发现;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的发掘工作让库沟(现名恐龙涧)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化石坑,数以千计的各类恐龙骨骼化石密集地分布在数百米长和几十米宽的斜坡上,成为了世界上最壮观的恐龙科普场所。应该说,恐龙涧是对赵喜进先生最好的纪念。

        赵喜进先生为中国恐龙学的研究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力量。虽然先生已经离去,但他对古生物事业的热爱已然传承下来,让我们用行动来纪念他吧!

图1 赵喜进先生

 

图2 2002年赵喜进先生和笔者与赵祺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五彩湾化石点

图3 山东诸城库沟化石点

 

注:文章曾发表于《化石》杂志